考虑到前者的临时性、团体性和后者的独立性、专业性，应建立以债券持有人会议为辅，债券受托管理人为主的公司债券治理机制。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同于受托管理人的日常执行地位与功能，并不否认其对攸关全体债券持有人利益事项的最终决定权。因此，第102条不宜采用由当事人自行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事项的做法，而应在《证券法》规定几类特定情形下必须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相关债券持有人大会决议经多数决之后效力及于全体债券持有人。尽管就个体而言，这种“以一定多”的做法可能有失公平，甚至限制个体的权利救济，但从更高效地达成有效决议，更好地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利益的角度考虑，则可能是合理的利益平衡。况且，法律如作此规定，对潜在的市场进入者已有信息披露且不妨碍其作出投资决策，后续也能因此刺激债券持有人“用手投票”，积极维权，对债券市场化治理利大于弊。

探索将这种法律关系建立在信托基础上，通过信义义务的约束及受托人为投资者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原则性要求约束其勤勉尽责，有效履行管理职责。同时，尽管中国法语境下由证券机构在承销之后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具有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降低成本以及便利监管者掌控情况等多方面考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客观上多重角色并存可能带来利益冲突，例如证券机构如对承销行为负有责任，则其同时兼任受托管理人，则难以代表投资者对自己进行问责，以及公司如果聘请同一家证券机构担任其发行的多只公司债券或不同档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则当发行人违约时，身兼多个受托管理人职责的证券机构可能难以同时有效地为不同投资者表达意愿与维权等。第102条第2款的内容尽管规定了受托管理人的任职资格与履职要求，却未言及利益冲突的防范，实为一大缺失。未来应在最后一句规范中加入“避免利益冲突”的表述，以便当利益冲突真正发生时，应对有据。

债券本质上是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因其采用证券形式募集资金并获得更高的流通性，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的角度出发，在保障投资者权益及解决纠纷上，应优先适用具有公法属性的《证券法》，不宜过分强调私人之间合同法救济的排他适用。也因此，尽管个体投资者基于债权债务关系享有向发行人主张还本付息的实体权利及诉讼权利，但为更有效地解决群体性债券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在维权上不因此落后于发行人的其他债权人，有必要适当限制个体投资者的单独救济权，而将群体性救济权利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授予代表债券投资者利益的受托管理人统一行使，并通过对其施加上述高标准的履职要求与问责约束进行平衡。当然，在受托管理人怠于履职或履职不当的情况下，持有已发行债券一定比例的投资者可依法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或者单独诉讼。第102条第3款的规定虽然可以帮助受托管理人摆脱《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有关司法救济资格要求的困境，但使用“可以”的两可表述无法制约受托管理人及时维权并提供给投资者确定的预期，同时因未阐明“代表”的权限来源及“代表”之后维权所获得的效果，也不具有操作性，无法真正代表投资者维权。也因此，未来更合理的是取代投资者通过债券持有人大会的择机授权，明确规定受托管理人作为债券投资者的利益代表，有权用自己的名义代投资者进行维权，其正当维权的有效后果及于全部债券持有人。此外，为保障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效履行，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例如查询权、复制权等，在发行人引发信用报警或触发违约等有限情况下，受托管理人有权向商业银行查询发行人的信用状况，向证债券登记结算机构查询债券持有人名册，但应要求其将查询结果正当使用于债券持有人维权等。